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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又指出环境权只是应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

四、并非多余的余论：不得不说的行业标准 本文的主题本来是讨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但是却不得不说说食品安全行业标准。但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不仅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不同，而且标准制定的目的也不同，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制定食品安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人民的人身健康、生命安全，也为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以标准规范社会主体即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

在美国，私人主体制定标准也是优缺点并存，行政机关并没有轻易地否定其存在的必要，而是去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也与美国行政机关对自身不足有清醒的认识相关）。尽管在行政执法领域，对违反高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多少有些不合理的成分，但是，在民事领域，对违反这种企业标准的企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却具有合理性，因为根据诚信原则，承诺必须履行。企业员工遵守标准除与企业目的的一致性之外，还有惧怕违反企业标准操作会受到企业处罚的成分。12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第122-134页。针对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主体、特定事项做出的规定是特别法，针对一般情形做出的规定是一般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不同法律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法律不同条款之间。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虽然不是国家标准，但是，为了贯彻《标准化法》的精神，《食品安全法》将企业标准纳入强制性标准。讨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法律效果不得不提及其刑事法律效果。[lviii] 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因此不存在分立的问题，只有分工的不同，权力分工体制的合法性来源于整全的国家权力机关授予。

有学者指出，我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它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制度下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以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客观要求。[lxxii]如张友渔先生认为，宪法只能规定原则，规定最基本的问题，条文比较抽象一些，不能很具体，要贯彻实施宪法还必须通过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后者表现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门制定法律对宪法的内容予以落实、通过决议决定解释宪法、或通过具有宪法解释性质的决议和决定等。在我国的宪制发展中，实际上吸收了这三种方案的合理成分，渐次发展出了由人大保有最高的监督权，由检察机关履行概括的法律监督权，由国家监察委履行专门的反腐败监督权的三元监督体制。

应当看到的是，彭真虽认为法律监督权主要应该集中于刑事案件的办理，认为检察机关的任务就是通过打击各种犯罪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其任务与刑法基本一致，因而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与刑法应当有恰当的衔接。这种强调关系也是七九检察院组织法无须被认为具有违宪问题，反而被视为恢复检察制度的里程碑立法而得到广泛认可，且被作为重要的内在法理支撑。

应当通过实际工作，通过办案来进行监督。修订检察院组织法的职权列举条款，应尊重组织法的统合指导作用、实现诉权监督引领下具体监督职权的体系化重构，根据监督型宪法控权原理、配置对国家监察委履职的衔接和监督条款，参考合宪性解释理论、写入法律监督的宪法要求条款等，以促进检察监督职能优化、配合国家宪制调整，并合理彰显法律监督的宪法价值。[lxii] 我国著名检察理论专家王桂五先生曾经有言，我国的人民检察制度，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和产生的一项法律监督制度。[xxiv]张少瑜:《宪法学研究述评》，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

但一般法律监督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无差别的全面均质监督，而是一种人大架构下的概括性的一般法律监督，其由不同类型和强度的具体法律监督职权所组合形成。强调不是取消，而是突出和落实。其次，亦不宜将七九检察院组织法看作是对七八宪法的变迁，因而具有以所谓良性违宪变革检察制度的作用。在诉讼法层面，由于法律监督是就权力性质而言，主要针对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宪法关系，主要是一种宪法概念，而非诉讼法概念，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故而不具有诉讼法意义。

这些都是散落在各部法律中的检察职权。前者表现为全国人大有权依据宪法改变或者撤销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有权依据宪法和法律审查撤销司法解释及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等。

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本文的写作得到厦门大学法学院朱福惠教授、王建学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谨表谢忱，但文责自负。

叶青、王小光:《域外监察制度发展评述》，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要起诉，一定要经过检察机关侦查，作出决定。参见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理论研究综述 （1989-1999）》，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lxx]何华辉:《改革开放纲领的伟大胜利》，载何华辉:《何华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lxviii]检察机关进行异体监督，监督不彰则容易造成法律监督的宪制虚化，监督过强，则容易造成宪制越位和宪制失序。这种观点指出了我国法律监督的当代变迁，但也无疑旁证了一般法律监督权在组织法内部被限缩。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但在规定国家监察委和人民法院等的宪法职权与宪法性质时则均采用了监察审判的一致性表述。

有学者总结，判断宪法变迁，必须要在宪法规范的价值性与现实需求的必要性之间进行衡量，如果发现与宪法产生紧张关系的社会实际确为宪政运作所必要且经长期的实践已经取得国人的共识时，则为宪法变迁。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正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定各级人民检察署广泛的一般法律监督权。

[xlv]增元:《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胡绳关于新宪法草案问题答记者问》，载《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1期。另一种方式，是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仿照《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3条第1款或五四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第4款，规定如各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国家权力机关以外的各级国家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进行监督，并行使相应职权的类似表述作为概括条款，同时在其后依次列举各部法律已作出规定的检察职权。

如万曙春教授认为，宪法实施应该与国家机构体系与政权组织体制相适应，我国宪法实施中最重要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适用，尤其是立法适用。在宪法上，实现对于公权力的制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制衡与监督。1983年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符合八二宪法的相关精神和用语，因此，对于第2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设置、第20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第22和第23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人员任免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大体框架没有改动。多年以来，我国法律监督虚化、刑事司法过程中人权保障不彰，均与宪法精神的缺位有着密切关联。

第一种如前所述，认为第五条对第1条构成限缩关系，是对第1条的限缩解释，可以称之为限缩论。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实质上是人大法律监督权的分支，监察体制改革要实现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结合，除了职务犯罪的衔接程序，还必须接受检察机关概括的法律监督，以便更好的向人大负责。

[xxviii]王锴:《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党的各级纪委有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监督检查之权。

比如接受了政纪或者法律处分的个人，如果认为这种处分存在问题，有权寻求司法救济。宪法监督的普遍性，也就决定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普遍性。

《共同纲领》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五四宪法以及七八宪法中规定的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逐渐湮没无闻。在对于公权力的监督上，我国将对于公权力机关的监督权交给了法律监督机关，将对于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权交给了监察机关，从而形成了人大架构下机关行为监督与公职行为监督的二分。一方面，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需要得到良好的监督，防止其溢出法律边界行使权力，权力越大就愈加需要被监督。在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宪法规定得到坚持的情况下，宪法上的法律监督仍应归属为一种普遍性的一般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具体职权应在法律监督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局部的宪法性重塑。

从文义解释上来讲，一般而言，当我们说两组事物之间存在着限缩解释关系，意味着两组事物应具有内涵上的递进性，但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与第1条之间的并列关系显然不容忽视。[lxxv]朱福惠、杨立云:《论我国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载《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x] 1978年《宪法》第43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lxxi]王叔文:《推进改革开放的总章程》，载王叔文:《王叔文文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这种排列式立法，未根据监督的差异性对不同监督类型和对象作出针对性安排，不利于形成重点突出、特色明确的差序监督格局。检察机关通过适用法律的方式实施宪法。